[28]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所列识别要件皆缺乏针对行为事实或结果构成的量化评判，容易导致实践过程中存在边界认定的困境[33]。1.目标导向、理念模式之价值维度肇因 其一，部分领导干部因欠缺必要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28]，而在责任担当目标导向上存在偏差。
又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虽然就干部问责的情形、方式、适用及程序予以了系统规定，但更多地只是一种同体问责模式。（二）以科学的能上能下机制来推进能力执政不作为问责 1.科学能上能下机制实现有效运行的基石 价值维度下领导干部的公民本位目标导向与公共治理理念模式指引着人事任用核心评判指标的遴选，是科学能上能下机制实现有效运行的基石。2.实施规程之规范维度肇因 其一，干部培训规范既未能合理凸显培训对象的内在参与要义，也未能确立培训考核的外在激励要义。又如，《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皆设定了较为清晰的干部职务晋升机制，但在干部提拔使用上，囿于论资排辈与领导关系亲疏、好恶[20]等非客观、量化标准的普遍存在，使得干部职务晋升瓶颈化困境未能得以充分化解。[3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57]张绍荣：《论红色文化教育传承体系的构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5期。其一，应不断巩固强化领导干部的行权效益与行政效率目标导向。有的评论者指出，谷歌不仅仅消极地传递信息，谷歌也同时确定搜索结果，谷歌可以通过自身的算法使得某些搜索结果能够被呈现，某些搜索结果不能被呈现，使得某些搜索结果排在前面，有的排在后面。
五、结语与启示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的记忆机制，使得信息的遗忘成为了一个难题。[45] 在被遗忘权只有部分国家承认而互联网全球互联的今天，被遗忘权所要达到被遗忘的效果更是难以实现。考察被遗忘权的边界，必须结合共同体中公众与个体对于信息流通的合理预期来确定。[69]但这一指南仍然只是工信部的部门标准，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效力。
[46]而一旦司法性机构等实体对某个案件进行了被遗忘权的判决，这类判决就更可能实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评论被遗忘权在美国的适用时，小波斯纳（Eric Posner）指出，虽然美国从整体上信奉言论自由的文化，但美国其实早已拥抱被遗忘权，法律早已在第一修正案和隐私权之间保持平衡。
在信息与网络时代，记忆已经成了常态，而遗忘反而成了例外。这里的原因在于，欧洲被遗忘权的判决仅仅要求搜索引擎移除相关事件的链接链接，而不要求原始网站对于相关信息进行删除。[65]同前注[4]，杨立新、韩煦文，第24页。[20]但舍恩伯格指出，在数字化与信息化时代，合理的遗忘机制已经被打破了。
[15] 欧盟法院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的判决第一次在法律效力上确立了公民或数据主体的被遗忘权或擦除权。[39]而无正当性是因为企业不是公共机构，不适合承担言论审查的责任。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了Google的领地。而在第三种场景中，个人的被遗忘权也应当受到限制，但相比第二种场景，第三种场景中法律应当更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被遗忘权。
[35]而即使是杰弗里·罗森（Jeffery Rosen）这样隐私权的坚定支持者，也指出被遗忘权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格格不入，在罗森看来，欧洲相关法律对于互联网企业所施加的罚款威胁则更可能形成一种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会对言论自由与媒体自由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在欧洲和美国，很多学者围绕被遗忘权的性质、正当性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讨论。
[23]例如，舍恩伯格提出，可以把我们保存在数字化记忆中的信息和一个存储期限相关联，让数字存储设备可以自动删除那些达到或超过存储期限的信息，同上注，〔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207页。对此，法院指出，中国法律并未承认类似欧盟的被遗忘权，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保护应当以任甲玉对诉讼标的享有合法的民事权利或权益为前提，否则其不存在主张民事权利保护的基础。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知识产权并不保护所有的信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而且其表现形式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范畴。[40] 最后，有的反对者也从技术层面对被遗忘权提出了质疑，质疑擦除信息的有效性。See Luciano Floridi, et al.,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to Google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ttps://buermeyer.de/wp/wp-content/uploads/2012/02/Report-of-the-Advisory-Comm ittee-to-Google-on-the-Right-to-be-Forgotten.pdf. [58]See Floridi, supra note 57. [59]同前注[1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201页。针对冈萨雷斯的诉求，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一方面认为，报社对涉案信息的公开是合法的，因为其是根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要求而刊登声明的。无效率是因为在赋予个体以被遗忘权以后，企业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应对个人所提出的信息擦除请求，而且企业还必须对这些请求进行分辨，判断哪些请求属于合理范围，哪些请求属于无理要求。作者简介：丁晓东，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62]参见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之争》，《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4期，第67-73页。总之，被遗忘权的分析提示我们，个人信息固然具有个人的一面，因而是与个体主义相关的一种权利，但个人信息也同时具有信息的一面，是一种与社群或公共空间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
在第二种场景中，由于信息为个人发布，因此个人对于自身信息进入公共领域其实有一定预期，对于此类个人信息流通所带来的风险，个人也应当更有预见性。而即使完全不涉及他人的内容，其一旦发布，也就同样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了可以被他人所引用和批判的一部分。
[66]同前注[5]，张浩文，第101页。另一方面，西班牙数据保护局认为，冈萨雷斯要求Google删除相关个人信息链接的要求是合理的，当确定和传播数据会威胁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以及广义上的人的尊严时，数据保护局有权要求撤回此类数据以及要求搜索引擎的经营者禁止对此类数据的访问。
换句话说，我国法律实践所规制的是个人信息被使用的方式是否正当，其目的是确保信息的流通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共同体的预期。合理期待 2014年，欧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确立了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认定公民个体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权要求网站删除其网上的个人信息。[28]在被遗忘权的支持者看来，被遗忘权只不过是这些权利的逻辑拓展，反应了从消极性权利到积极性权利的拓展。通过包括竞价排名在内的一套复杂的算法，Google等搜索引擎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
改变数字信息的流通机制。[50]对于Google总法律顾问将自己称为卡片目录的说法，有的评论者回应，这种说法其实遮蔽了Google的实质，Google早已经不再是卡片目录了。
由国家法律来确认被遗忘权，赋予个体以删除个人信息的请求权，这将影响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公众的知情权。这样，在搜索引擎被要求删除相关信息后，很多媒体和网站都对相关信息进行了重新发布或特别纪录，使这些信息重新引起公众的关注。
[57]但需要指出的是，Google所设立的四个审查要素及其标准其实非常模糊，这四个要素没有哪个要素是决定性的，四个标准之间也很难说哪个具有更大的权重。进入专题： 被遗忘权 个人信息 言论自由 。
而由于管辖的原因，未确立被遗忘权的国家则更是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传播。我国的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实践大都采取了一种谨慎的立场，而且都将违反法律规定或违反约定作为删除信息的前提，这就说明，我国的法律实践并没有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路，没有将个人信息天然视为就是个人的，也没有赋予个人以一种固有的申请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或许与欧洲被遗忘权最为相似的条款出现在2013年2月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中，因其第5.5.1条规定：当个人信息主体有正当理由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及时删除个人信息。[14]从这些条款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搜索引擎对于个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基本权利存在偏见时，这些权利优先于搜索引擎的利益和一般的信息自由利益。
[34]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的达威德·斯胡（Dawinder Sidhu）教授指出，美国不需要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和美国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利益相冲突。[32] （二）反对理由 在分析了被遗忘权的支持理由后，我们再来看被遗忘权反对者所提供的理由。
[8] 针对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的决定，谷歌西班牙和谷歌公司随后向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而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中止了审理，因为其认为案件取决于对欧洲95/46/EC数据保护指令（以下称《95指令》）的理解。《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擦除权（‘被遗忘权）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数据的权利。
[69]同前注[4]，杨立新、韩煦文，第27页。[33]明尼苏达州大学法学院的罗伯特拉尔森教授认为，被遗忘权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背道而驰，被遗忘权否认了可能的发言者决定说什么和想什么的能力，而且否认了可能的听众对于形成其观点和思想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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